编诗的方法,编诗的技巧?

编诗的方法,编诗的技巧?

#历史开讲#

文丨认知历史

编辑丨认知历史

前言

在我们的印象中,唐朝是一个诗风极度盛行的时代,不仅诗人之间互相交流切磋诗歌,而且还出现了很多著名的诗歌流派

比如初唐四杰、永明体、陈子昂等人的诗歌流派。而到了盛唐时期,唐诗发展到了顶峰,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度,而这个时候也诞生了唐代诗歌最辉煌的时代:盛唐。

盛唐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这也是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这个时代之前,文学批评关注的是“写什么”;在这里,重点变为“如何写作”

诗歌创作之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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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创作基于三个原则。按照顺序,它们是“兴、比、赋”

“联想”意味着语言的使用方式,以至于说了很多话,还有更多的问题需要思考。

“明喻”是指使用实物来传达一个人更深的感受。

“叙述性描述”涉及到对一种情况的直接报道,人们希望传达的一些隐藏的感觉存在于对自然物体的描述中。

诗歌中的绝对,仅仅是在正确的意义上对这三个原则的深思熟虑的运用,这三个原理由个人风格艺术意识所强化,从而使读者在写作中发现无限的乐趣,并深深地感动于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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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使用“明喻”“联想”是危险的,因为诗人的常识可能变得深不可测,他的语言混乱不堪。但是,如果诗人选择不受约束地使用“叙事描述性”,那么他可能在表达中表现得不受欢迎,犯了显而易见的错误,随之而来的结果是风格分散

显然,粗心的表达和轻松的表达只能导致一种风格,就像没有锚一样,这是一种受照料不善的花园的无需生长影响的风格。

首先,上文中最吸引人的一点是“联想”原则的解释,在中文中,这一原则的意思是文已尽而意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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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指书面语言及其含义;而“意”指诗歌的意义。“联想”是一种诗意的刺激,它要求“意义超越语言”的艺术效果,意在言外。

其次,钟嵘指出,“三原则”的运用需要深思熟虑。使用单一原则只会导致“深不可测”“显而易见”。事实上,这里揭示的是诗歌写作的标准。

沈约,被称为永明体诗人,可以被视为在齐梁时期之后积极建立诗歌标准的人物。其中,周顒沈约分别创作了《四声切韵》《四声谱》, 两者都提出了“四声和八病”等声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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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约在《谢灵运传论》中说:

一首诗怎么能用宫和羽交替,高音和低音在节奏上变化呢?如果前面有浮动音,后面应该有下沉音;在一行中,声调是不同的,在两行中,重音和轻音交替使用。只有当一个作家对这一原则有了很好的理解,他才有可能创作出一首好诗。

从那时起,规则支配着诗歌的节奏,作家们被要求严格遵守这些规则。

此外,在沈约看来,像张衡, 蔡邕, 曹植王粲这样享有盛名的诗人,对节奏规则都是非常敏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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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沈约试图为诗歌建立一个全新的范式,在这种范式中,掌握韵律规则对于诗歌写作和批评都是必要的。在给甄琛的信中, 沈约写道:

对于五言诗来说,如果一个作家善用四个声调,他的诗歌就会读得流畅而优雅;如果他对八种风格有很好的理解,他的诗歌将是装饰性的。

但沈约所坚持的诗歌标准观并没有被他的同时代人广泛认同。比如陆厥观点是:节奏规则从诗歌一开始就存在。因此,沈约得出“前几代人不知道诗歌写作的秘密”的结论是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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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琛写了一篇题为《磔四声论》的作品 ,其中他以沈约早期的一些诗歌为例,批评了沈约,这些诗歌实际上违反了节奏规则。

钟嵘将沈约的诗歌列为“中等”,并评价它“很容易在下层阶级的分支中流行”。

音韵学的悠久历史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北朝学者在“四声”理论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事实上,中国北方学者注重音韵有着悠久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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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若璩《尚书·古文疏正》中提到:

顾炎武认为“没有文学家比陆机更早地讨论诗歌韵”。但是,在《文心雕龙》中,刘勰写道:“过去,魏武帝曹操讨论赋时,反对同韵,赞成频繁变化。

杜蘷因为具有极佳的音乐天赋被任命为“雅乐郎中令”。根据这两份材料,我们知道关于诗歌押韵的讨论在武帝杜蘷时期就已经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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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我看来,音韵学研究的兴起可以追溯到汉代建安时期。

此外,李登编著了一部10卷本的著作声类, 吕静完成了一部6卷的作品《韵集》,尽管潘徽对这两部作品都持批评态度,因为它们只是韵律词典,并没有试图帮助学习者掌握有关平仄声调的规则。

毫无疑问,李登吕静与北朝的其他学者一起,对音韵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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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约创作了《四声谱》,他在信中宣称是周颙是第一次使用“四声”这个词。

沈约周颙的观点在北方各州引起了广泛反响。根据流传下来的文件,除了甄琛在《哲思生论》中表示拒绝外磔四声论 , 大多数学者支持声调理论。以下是几个示例:

一、五格四声论,作者:王斌。

王斌与沈约和陆珏生活在同一时期,《五格四声论》是第一部在书名中使用“歌”字的作品。在南史中, 《陆珏传》写道:“当时,一个叫王斌的人,我们不知道他出生在哪里,他写了《四声论》。”

二、四声赞,作者:常景。

常景,《四圣赞》中写道:“……四个声调散发出灿烂的色彩;八种风格体现了装饰图案。这就像玉园中的美景,以及用金(铜)乐器演奏的美妙音乐。”

尽管在这些诗句中,节奏有点短而紧凑,但曲调清晰而持久。那么,洛阳文学风格发生了转变,这怎么可能是错误的判断呢?

根据魏书第82卷的传记, 常景“总是努力寻找新的、独特的书”。所以,他一定研究过那些关于四声学说的书,因为这是当时最新和最独特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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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刘滔。

刘善经引用了他关于诗歌的一些评论。根据对刘滔的称呼,可以得出刘涛是北朝学者的结论。关于进一步分析他的发言,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

首先,他强调,在五个字符的行内,第二个字符的声调应该与第四个字符的语调不同。沈约和其他永明派代表主张区分第二个第五个字的声调,但刘滔认为“如果一行诗的第二和第四个字的音调相同,那就不能算是一首好诗。”

他的观点实际上代表了永明派诗歌向现代风格诗歌的过渡。在后者的一行中,第二个和第五个字符的声调相同是很常见的,但第二个字符和第四个字符的语调必须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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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永明体诗歌强调四声之间的严格区分,即“平、上 、去 、入 ”,每一种都应单独分类,并与其他三类相对。然而,刘涛的评论显示了四种音调之间的二元性倾向:

水平音调听起来又长又慢。它是最有用的一种,与其他三种音调相结合。在一个五个字符行中,通常有两个或三个字符带有一个水平音。还有一个或四个水平音字符也是可以接受的。

至于四个水平音字符的情况,第四个字符不应该是水平音。至于第一个,它应该永远是第二个。简而言之,水平音应该放在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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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韵略 ,作者:阳休之。

刘善经写道:“阳休之,朴叶仆射46岁,是那个时代的文学大师,他研究了56种押韵,并根据四个声调将它们分为四类。他给这本书取名为《韵略》

从那时起,所有的诗人在写诗时都以它为标准。的确,后世的学习者非常依赖这本书。”显然,这是一部诗意的作品,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指南和标准。它对当时的作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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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音韵决疑 ,作者:李概。

正如刘善经所说:我见过太多当代文学家谈论四种音调。但他们发现,当四个音调与五个音符匹配时,诗歌读起来不和谐。

根据周礼, 证明实际上不属于乐音系统。 因此,四个诗音可以与四个乐音完全一致。我相信到现在李槪是唯一可以和钟子期蔡邕相提并论的人.

钟和蔡都以他们的音乐知识而闻名。在《颜氏家训·音辞 》中, 李概也被认为是当之无愧的“懂音乐”。然而,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国家,因此,南北部口音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正如颜之推指出的,“李概在他的作品《音韵决疑》中经常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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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声指归,作者:刘善经。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以不容置疑的力量表达了他所信奉的观念,从而表明了他强烈的标准化意识。

例如,他以下方式谈论四个声调:四个声调的规定就像马车的道路或房子的入口,有没有可能不在路上驾驶马车?尽管一个人可以穿越“九州”和“四海”,但他是否可以通过入口以外的其他地方进入房屋?

在西卷 《文经·米芾论》中有一段题为文笔十病得失, 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本文引用了《四声指归》。关于所谓的上尾, 刘善经说“第一行和第二行的最后一个字不应该是同一个声调”,而沈约说“第一和第二个字不适合与第六和第七行的声调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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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不适合”和“不应该”,我们很容易看出沈和刘之间态度的明显差异。此外,关于蜂腰, 王斌沈约持相反意见。但是,在刘善经看来,两人都不完全正确。

他批评王,理由是“指南太多,太乏味”,“即使经过仔细研究,仍然很难区分”。至于沈,“谁认为他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他讽刺地问道。所有这些例子都表明,刘善经心目中的标准化意识比老一辈人的意识更清晰、更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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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诗歌风格

在唐朝的早期,诗人们通过融合南方和北方的风格,提出了一种新的诗歌风格。然而,在讨论诗歌押韵的成就时,评论家们只认为唐代诗歌超越了太康 并延续了南齐永明风格的诗歌传统。

事实上,自孝文统治以来,北朝文学中的声调原则一直不可或缺。刘善经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有数千首诗,节奏和谐。没有其他地方可以与(北方王朝)相比。这种习俗(强调音调原则)由来已久,并逐渐成为(北方文学)的一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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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与客人自由聊天,或尝试法律诉讼并解决他们时,他们的言语,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都不会违反诗韵的规定。

笔者观点

在唐代诗歌写作中,十分重视音韵感,并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诗歌艺术体系。初唐诗人们对于诗歌创作中所注意到的问题有许多经验积累和认识,但当时还没有形成一定的理论。

这一阶段是学习阶段,创作水平有限,文学观念不成熟。但也为后期唐诗的繁荣打下了夯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何文焕 (1981),《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

胡鉴 (1978),《沧浪诗话注》,台北:广文书局。

纪昀 (1941年),《沈氏四声考》,长沙:《尚武音书馆》。

李匡卌 (1998),《资暇集》 ,沈阳:《辽宁交游·楚班社》。

李善 (1987),《六臣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

李珍华(1992年),《河岳英灵集研究》,北京: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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