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穗谷
1984年冬,我出生在河南一座小村庄。那时母亲19岁,父亲31岁,这年是他们结婚的第一年。那时我奶奶还在,她在我四五岁时去世。而我的爷爷早在父亲三岁时,河南因逢了大饥荒饿死了,同年因饥而亡的还有我族家的几个男人。他们的坟头目前就在我老家院的前头。乱草当中堆着四座坟头,坐北朝南。从西往东数,依次葬着我二曾祖父、高祖父、大曾祖父和祖父。这些坟头就是我家可追溯的历史记忆,到了我这一代只剩下了黄土和荒草,及一些从父亲口中得知的关于他们的只言片语。父亲说,我高祖、曾祖、祖父都是走南闯北的行商,最辉煌的时候,我家在广东一带有自己的独立商号,那时南来北往的商人一提起老刘家,都能知晓一二。不过这些事情,在解放后,就成了传说,唯一有些根源可寻的,就是我童年时期院子里的小竹园,父亲说文革前,整个村子西半面大片的竹林还都是我家的,后来在时任红卫兵小队长的伯父的带领下,全砍了充公了,仅留了院里一处和另外一处后来还划归别人家了。在我十几岁时,竹根断脉,竹林渐渐了无痕迹。文革期间,伯父还带着人把别人家的祖坟和自家的祖坟都推平了。不过当年参与这件事情的人,后来的结果都不大好,有人英年早逝,有人孤寡一生(比如伯父)。
父亲那一辈,是姊妹三个,有我伯父、我姑姑。父亲三岁亡父,他们仨由我奶奶一手带大。奶奶那时疾病缠身,半身不遂,无法下地行走,只能双腿盘坐两手撑地代步,所以在那个挣工分换粮食的年代,十一二岁的伯父八九岁的姑姑就开始跟着生产队下田干活换取生活物资。姑姑说,那时候家里太作难了,两个没成年的孩子,天天跟着生产队下田干活,累死累活的还挣不了多少公分换不了多少粮食,一家几口子人每天就只能吃一点点,天天都吃不饱饭,饿得头晕眼花,直到土改后,日子才慢慢好过起来。那时的父亲,年龄尚小,小学没读完,就拜师村东头的木匠学习做木活了,后来这成了他青年时期的谋生手艺。
文革结束后,伯父乘火车北上当起了建筑工人,姑姑也嫁人了。
年龄大了些的父亲随同他的几个师兄弟们跟着师傅走街串巷给人做家具。后来他们都离开了师傅,一同外出闯天下。父亲30岁那年,还没成家,有定下的亲,但父亲说,他对那人不满意,看不上眼,定了亲也没结婚。这年,他和他的师兄两人在山西一带做工,但是没怎么捞着钱。两人后来在洛阳逗留了几日,也没找到什么活计,便准备启程还乡。两人背着工具在洛阳老汽车站门口准备进去购票时,有个人上前询问他们是不是木工,会不会做家具。这个人就是我姥爷。本来出来这一趟,两人都落个口袋空空,这时候来活了,不用合计,说干就干,跟着我姥爷就坐车去了栾川县。在我姥爷家,包吃包住,他俩这一干就是小半年。
我姥爷家里有矿,是真的有矿,还是金矿。洛阳栾川属高山地带,矿产资源丰富。姥爷那时从政府手里承包了金矿。母亲说,那时候她家里的条件在当地是数一数二的,别人家还只能吃窝窝头的时候,她家里天天都是白面馒头。母亲说她小时候还拿自家的白面馒头跟人家换窝窝头吃,因为很少能吃到。母亲口中的姥爷是个很严肃的人,他的东西谁都不能碰,特别的是他珍藏的那些当时被禁止传阅的书籍。但是越是神秘的事物,越吸引人,母亲常常会偷偷摸摸的把那些书拿出来,找个僻静的角落读。这养成了母亲从小爱读书的习惯。母亲天资聪颖,脑子灵活,那时候她读书读到初中毕业,当时她的成绩在年级里都是拔尖的,但是命运捉弄,就在她临考高中的时候,生了一场大病,因而她便错过了拥有更好人生的机会。那时候能考个师范高职,毕业就可以当老师了。生病期间,她的老师来家里看望她好几次,看看能不能参加当年的考试,因为机会难得,错过了太可惜。后来这件事成了母亲的遗憾。
这一年,母亲18岁。父亲在姥爷家做工,久而便和母亲熟悉了。当时母亲的哥哥,也就是我大舅,已经成家了。母亲的嫂子(我妗子)是一个脾气古怪的人,看我母亲已成年该嫁人了,便到处给母亲使小鞋穿,逼迫母亲赶快离家嫁人。这些情形,都被父亲看在了眼里。母亲家里受气,到父亲这里总能得到些安慰,加上父亲当时谎称和母亲同岁,因为他俩一个属相,事实父亲的年龄比母亲整整大了一轮。如此两人就好上了。父亲和他的师兄在姥爷家收工后回乡,他和母亲书信来往半年之久。还有件事,关于父亲的师兄,他在我姥爷家做工时,结识了母亲同村的闺蜜,后来他返回栾川做了那家的上门女婿。
次年,母亲19岁,父亲31岁,两人结婚。
纸始终包不住火,母亲在后来办理户口登记时才发现了父亲的真实年龄。这成了他俩后来争吵不断地根源。母亲对此一直耿耿于怀,至今还说我爸是个骗子,想起这事就得骂他几句。
母亲说,临嫁给我父亲前,她曾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在一个雷电交加大雨滂沱的雨夜,掉进了冰冷的水坑,一番挣扎上岸后,一脚又踩进了火坑。母亲远嫁父亲,就如她梦里的情形,踩进了火坑。母亲在清楚了父亲的年龄后,便提出离婚,并试图离家出走。但是那时的父亲的暴力倾向开始显现,母亲只要离家就会遭到一顿毒打。父亲近乎歇斯底里的家暴行为,几乎贯穿了我的整个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我记忆里,母亲有一次被父亲逼在墙角,父亲手拿一根粗粗的木棍死命的往母亲身上打,半个村子的人都在围观,谁也无法劝阻我的父亲。其时弱小的我,哭喊着趴在母亲身前想要挡住那些猛烈凶狠的棍棒,但也被父亲一脚踹出老远。母亲被扯烂的衣裳下露出红红血印,一道一道,皮开肉绽。对于幼年的我来说,那情形是极为恐怖的。最严重的一次,母亲被暴打后,选择了跳井自杀。当时是炎热的夏季,我放学快走到家时,村里有人跟我说,你妈跳井了,在村西头,还不赶快去看看。我扔下书包,一路哭着跑到村西的水井处。那里早已站满了人。当时,我没看到父亲在哪,我不知道他在不在水井旁,印象中,他不在,我母亲的死活与他无关。腰上系了结实的绳子,在村人的合力帮助下下井救人的是我伯父。此后,母亲大病一场,在床上躺了很久。那是一种绝望。再后来,母亲只身回了洛阳栾川。母亲说,那次离家就没打算再回来。我父亲曾试图去姥爷家找母亲,但是不敢进村,因为那时我舅他们放话说,只要看见我父亲来了,一定会把他打到残废。
后来,母亲因为想念孩子还是回了这个家。那时母亲的想法是,等我们姊妹仨都能独立自主了就离开那个家,从此不再回来。
我童年记忆里,屋里院里堆的都是父亲给人做家具的木料,以及刨、锤、锉、钉等工具。家里还有一个台式电锯,电锯的噪音很大,父亲做工时,那种聒耳的噪音,整个院子半个村子都能听得到。院里的地面上,有着永远清理不净的刨花与锯沫。中国改革开放后,乡村里大量的年轻人走出村庄,前往南方谋生。外面的世界很大,人们涨了见识,归来后发现村里的一切事物都还是那么老旧,因而人们都开始寻求更新鲜时尚的事物。父亲的传统木工手艺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逐渐不被人们接受。找他做家具的人越来越少。之后父亲就放弃了这个行当,和那时的多数人一样开始做些小本生意。
记得有一年父亲把家里的东屋改成养鸡场,由于缺乏经验,一场瘟病下来,所有的鸡仔还没长到可以售卖的时候便死光了。当年我们一家人吃了整整一冬的病鸡。这次生意,全赔,还欠了许多外债。
后来父亲又种了几亩西瓜,但到了瓜熟的季节,却因没有销路,也没赚到钱。再后来,到了我们姊妹仨都读书的时候,家庭负担越来越重,父亲母亲开始赶集卖菜。到这时候,家境才渐渐有所好转。卖菜是个辛苦的活,要早起开着三轮车赶乡村大集,晚上很晚还要从城里进货回来,过着披星戴月的日子,无论严寒酷暑。
我们姊妹仨都在家的时候,每天半夜都会听着外面的动静,当听到远远的有三轮车的马达声时,我们就知道是爸妈进货回来了。我家的院里的小狗听到熟悉的车声时,也会汪汪叫起来。
我印象中比较深刻的是有年春节,凌晨四五点,公鸡刚打鸣,母亲就已经做好了早饭,喊我们仨起床吃饭准备赶年集卖菜,因为年集很忙。冬季的凌晨,异常的寒冷。坐在三轮车上,寒风刺骨,手脚麻木。冷清的乡村的凌晨,一辆孤独的三轮车哒哒哒地行驶在路上。那时候的日子,我们仨都经历过。
后来,我们仨都毕业参加工作后,母亲便毅然决然地离家出走,只身去了郑州,在那里找了一份家政工作,一干就是好多年。期间,只有农忙的时候才会回家一趟。离开了父亲的那些年,母亲是应该是最轻松自由的时候。那些年,他们的婚姻几乎就走到了尽头。父亲说,他曾找算命先生算过,说他的婚姻中间那几年是个坎,迈过去就能白头到老,迈不过去就孤独后半生,老来凄凉。
母亲真正重新回到父亲身边是因为弟弟的生意。2018年后,我弟弟在山东东阿县(我妹妹远嫁的地方)学了制作臭豆腐的手艺,回到我们县城创业,因需要帮忙,母亲才离开郑州。
弟弟回县城创业后,因为父亲母亲的帮持,加上他自己灵活的经商思维,生意越做越好。后来弟弟结婚后,就将臭豆腐生意交给了父亲母亲经营,他转去做了别的生意。虽然因为三年疫情他也经历了不少波折,但几年的经验累积下来,现在也基本站稳了脚。眼下他开了两家火锅店,还投资了一家室内游乐项目,大有重振祖业辉煌势头。打心眼里,为我弟弟感到骄傲。有时候跟朋友喝酒聊天,我弟弟就成了我吹牛的资本。
现在的父亲母亲两人在县城的最繁华的街口摆夜市摊,父亲卖臭豆腐,母亲卖饭团。臭豆腐的配料都是母亲亲手制作,其中有一样泡菜的料,爽脆可口,特别好吃。前些天给父亲帮忙卖臭豆腐,听一个小姑娘说,去年十月份吃过一次我家的臭豆腐,觉得特别好吃,后来想再买却一直没找到摊位。因为现在父亲母亲摆摊是分了时段的,比如晚上八九点前在这个地方,之后这地段人少了,就挪到了别的地方。除了在街边出摊卖臭豆腐和饭团之外,母亲还在西平高中门口租了一小间门面,为早读的高中生供应早餐饭团。高中早读五点半就开始了,所以母亲每天凌晨四点就起床到店里准备饭团,至高中早读上课铃响才关门回去补觉。睡到上午八九点钟起床,吃早饭后去仓库准备臭豆腐的配料,下午出摊直到夜里十点多钟,每天如此。父亲每天十点多起床,下午出摊,因为摊位附近有酒吧和夜场电影院,他会熬夜到后半夜两三点钟才收摊。
父亲母亲现在年纪都大了,但有时还会吵架打架。今年正月十四的晚上,父亲还把母亲踹倒在地上一次,当时我不在场,是邻摊位的大娘告诉我的。我把父亲说了一顿。我说,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在打架,一圈人看你的笑话,丢人不丢人!被我说后,父亲一气之下离开了摊位,半多时辰也没回来。母亲让我去仓库看看人在不在那,瞅一眼就回来,别进去跟他讲话。遵照母亲的安排,我去了仓库。远远我看见仓库的门半掩着,灯光从门缝里透出。我悄悄地站在门外,看见父亲坐在矮凳上,头伏在胳膊上,一只手在掩面抹泪。大概我说的话太重了。一时间我心里五味杂陈,突然觉得眼前这个老头现在看起来这么可怜。有时候我会想,他年轻时候那么对待我母亲,他会有善终吗?但无论怎样,他必定是我的父亲,他老了,我心里再恨也恨不起来。
母亲说,人的命,天注定。
母亲还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2023年2月10日星期五于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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